学习语｜中国式现代化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

换言之，只有改变不正义的社会环境，扬弃旧的法权观念，建立体现正义的经济关系，才能使实质正义充溢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越是强调法治，越是要提高立法质量。(30)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引用法之不行，自于贵戚(31)这句话。

北宋著名改革家王安石认为司法官应当严格依照法律裁断案件，有司议罪，惟当守法。要坚持正确方向、把握正确导向。实践发展永无止境，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努力也不应有止境。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对于完善法律体系、建设法治政府、推进公正司法、引导全民守法等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在法治中国，没有免罪的‘丹书铁券，也没有‘铁帽子王。

借鉴不是模仿、不是套用。其中，尤以民法典的编修历程最具代表性。⑦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身即为一种价值判断，该种价值判断能够为法律规范的寻找提供依据。

民事责任领域存在归责原则的不同，确定民事责任之前首先应当明确案件事实适用何种归责原则，归责原则确定后方能据此确定法律适用依据，并在严格遵循法律适用方法的基础上完成事实要件与法律要件的涵摄。第二类是共同善，它事关集体目标、共同体的价值偏好，关乎哪种集体偏好从长远来说、从总体来说是对我们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灵魂。再如，以往法院面对意外死亡案件时大多依据侵权责任法第24条进行判决。

最终，《民法典》第1186条规定，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依照法律的规定由双方分担损失。而在法律证立阶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作为结果检验以及说理检验的重要参照。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民法典》中的体现被称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的《民法典》，通过正向激励与反向规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变成公民的具体行为规则，以此培育守法公民。在正当利益与不正当利益的对比面前，法律内部制度的评价与法律外部制度的评价应当保持一致，因此，相较于开发商的商业利益而言，对购房主体利益的保护更具有优先性与正当性。以帮助接送孩子案为例，一审判决之所以引起争议，究其原因在于裁判结果存在明显的不合理之处，严重违背一般大众的朴素正义感以及共同善。司法裁判的价值和追求不应再局限于定分止争或是非抉择，而更应着力推进公共政策与社会规范的完善，推进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宣扬。

社会公共利益既可以指公共政策、集体组织的善所要求的便利或审慎，也可以指坚守正确的行为准则而带来的社会收益，即宗教的要求、伦理的要求或社会正义感的要求等。或者说，损害结果的发生必须与行为人的无过错行为相结合，这是公平责任原则适用的关键条件。三是加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该案让裁判者认识到，对于侵权责任法第24条的适用应当审慎适度，对损害分担应该更依赖于社会救济制度的完善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而不是单纯依靠另一方当事人的补偿。

因此，劝阻者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2.法律证立的更高层次目的在于保障裁判理由的充分性除保证裁判结果的正确性外，法官也要开示涉及裁判背后的、合理的、原则上能够合意的合理性理由。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为正确寻找法律规范提供依据除孤立匹配外，司法实践中尚存在另一种错误的法律适用方法，即在对事实要件与法律要件进行对照时缺乏价值判断过程。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是常识，也是公民的基本义务。

过错责任原则适用的核心要件之一为当事人具有过错，而无过错责任原则适用的前提是存在法定的侵权责任种类。(2)行为人均无过错，且不能推定有过错的情形。(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辅助实现正确的法律发现寻找案件应适用的法律规范的行为即为法律发现，法律发现是连接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桥梁。本案适用公平责任必须要论证杨某的劝阻行为与老人的死亡之间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12)参见[芬兰]奥利斯·阿尔尼奥：《作为合理性的理性：论法律证成》，宋旭光泽，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264～270页。基于法律与道德的模糊关系以及法律事实认定的道德中立，法律事实的认定过程已经去除道德价值判断，而法律的规范意旨往往包含着道德价值的内涵，因此法律事实认定之后的法律适用过程必定折射出道德判断的影子。

(2)结果正确也应当要求结果合理法律的证立也应当保证结果的合理性，因为司法裁判的结果不仅要接受法律制度的内部评价，而且要接受独立于法律制度的外部评价。依据上述分析，该案显然不存在适用上述两种归责原则的前提与要求。

否则，违反规则，不仅得不到预期利益，还会付出因违法而带来的更多成本。法律制度的外部说理有助于引导法律规则本身规范目的的真正发现，使裁判说理契合社会道德需求与朴素正义感，从而更好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⑦参见《德国民法典》，陈卫佐译，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2～13页。老人自身患病但未能控制情绪，引发死亡后果。

即如卡多佐所言，认为法官不能自由地以他们自己的关于理性和正义的观点来替代他们所服务的普通人的观点，法官在具体案件中的价值判断不必屈从民意，但也要遵循其他有正常智力和良心的人都可能会合乎情理地认为是正确的东西(11)。⑨参见[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3页。注重裁判文书说理，把案件的事理、法理、学理、情理、文理说清楚，注重将法理和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观念结合，保障当事人从具体个案中感受司法的尊重和温度。外部评价的标准主要为道德规范，道德规范的外化标准直接指向社会公共利益。

例如，《民法典》第184条明确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这样规定的目的就是鼓励善意救助的高尚行为，使大家在做好事时没有后顾之忧，不用担心因过失造成被救的人伤亡而遭到责任追究。法律发现过程并非单纯将法律事实与法律关系特征进行对照的孤立活动，对法律事实的价值判断同样影响着法律规范的精准定位。

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关于出卖人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与买受人订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应当认定无效的规定，作出了合同无效的判决。⑥《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1条第2款规定：自行车载人的规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

④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62页。(16)因此，一审裁判时理应对行为动机与上述事实进行考量，进而选择更符合行为性质以及个案之中主体利益能够获得更为规范保护的帮工人条款作为裁判依据，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由阐述与结果导出。

该项裁判思路符合传统的法律归责路径，但忽视了对行为的道德定性，且一味强调法律效果，忽视了普通受众对裁判结果的接受程度。但司法裁判除利益分配功能外尚包含宣传教育功能，在此意义上言，司法裁判的受众并不仅限于相关案件当事人，且普通民众对司法裁判的认可与接受程度相较于个案之中相关当事人而言更能直观反映裁判的水平以及司法的公信力，因此裁判者居中裁判时虽以法律为依据，但对裁判结果被社会大众接受状态进行提前预设更有助于保证裁判结果的合理性。⑩因此，法律结果的合理性证立主要围绕上述内容展开。该条将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改为依照法律的规定由双方分担损失，即必须有法律的明确规定才可以适用公平原则。

同情和帮扶弱者是社会的良知，但这种帮扶应当有法律的底线，因为社会关系的调节不仅仅是司法审判一条路。三是体现司法应有的温暖和关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民事审判的结合成为时代课题。开发商在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前提下与购房者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虽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关于商品房预售合同无效的法律要件，但直接援引上述规范必然导出不合理的裁判结果，因为不诚信者受法律保护明显背离社会价值导向并且与朴素正义感相抵触。

二审法院更大的裁判亮点在于法律制度的内部说理，特别是法律规则规范目的的说理。遵守规则，就可以得到预期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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